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后，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就是不再以GDP論英雄，不再以高增長速度為目標，不再是刺激需求導向，而是專注于供給側的結構性優化，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率。應當說，這是中國發展階段、發展模式的一個躍升，是告別舊的發展理念，包括由舊理念指導制定的一系列指標體系、政策體系、績效評價等，這是一次理念與制度的革命。

 

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這是因為，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供給側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過去，中國的需求結構是面向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為主的結構，前者主要是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以低成本為競爭力；后者則主要刺激重化工業發展。這可能與中國的發展階段相關，一方面是發展出口只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城市化與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重化工業的支持。但是，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中國必須轉向滿足中高端需求，通過技術優勢獲得新的全球競爭力，才能可持續地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必定是長周期存在。為什么這么說呢？長期的需求側管理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需要一個逐漸出清的過程。當前中國經濟宏觀杠桿率過高，產能過剩問題還比較嚴重，因此，市場出清任重道遠，不可能在短期內就可以完成。不實現市場出清，經濟就很難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另一方面，經濟提質增效也不可能短期內完成，尤其是創新驅動，目前從全球范圍看，新的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正在醞釀，但還沒有形成，要等到爆發乃至驅動全球經濟進入下一輪增長周期為時尚早。

 

一個需要認清的事實是，當經濟工作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的時候，就是長期處于一個出清和結構優化的過程，需要堅定的導向。而過去的需求側管理，以經濟增長為目標，主要是盯住需求總量，為此不斷進行宏觀調控，也就是說，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就著眼于擴大需求，進行刺激；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時候則著眼于壓縮需求。

 

這表現在貨幣和財政政策方面，就是通過調節貨幣總閘門，經濟過熱就擰緊閘門，經濟降速就松開閘門；財政政策也是如此松松緊緊。這形成了一種為短期穩定而頻繁改變政策的現象，會不斷積累結構性問題，導致貨幣發行過多、政府債務過重、宏觀杠桿率不斷上升、產能過剩、資產泡沫等一系列問題。這種對短期穩定的追求，是以結構惡化為代價的。

 

改善供給體系的質量，就是要逐步修正結構性失衡以及要素價格扭曲等一系列問題。結構性問題只是表面，實質是長期宏觀調控政策以及要素壟斷導致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失衡，是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企業間，在城鄉間、區域間的配置出現了失衡。中國政府提出了要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目標。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的障礙，推進各種基礎性的改革，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區別于以往需求管理的最主要方面。

 

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長期的制度變革，是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短期的宏觀調控政策，也不是追求短期目標的政策性修補。這無疑是一場艱巨的改革長跑，而不是短期的戰役。這要求習慣靠行政性辦法，靠傳統產業政策，通過列出政府支持、鼓勵、限制、禁止的產業產品目錄進行管理的各級政府部門必須改變理念，改變過去陳舊的思維慣性與行為方式。要通過中央制定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等，改變經濟管理者，讓他們足以承擔起實現國家發展方式轉型的重任，以更高效率與質量推動和落實改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