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護騎手的勞動權益，監管部門持續發力：2021年7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指導意見，要求平臺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騎手的考核要素；2022年3月，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施行，要求平臺在運用算法時保護騎手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在直播訪談中表示：如果這些算法規則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未考慮騎手遵守交通規則等因素以及其他違背公序良俗情形時，這個算法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慎重研究。平臺用工的算法監管已經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最近，外賣平臺運用算法管理配送員(“騎手”)的實踐廣受關注。面對算法監管這一新事物，保證騎手權益和平臺企業健康發展相統一，監管部門和平臺企業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展開協作，相互學習，共同詮釋算法監管的意涵。這樣一來，監管要求會更結合實際，監管過程也將更加順暢，監管成本更加可控。

相互學習的第一步是相互了解。相關監管文件發布后，某外賣平臺三次發表文章，向公眾解釋送餐預估到達時間、訂單分配和騎手服務評價規則；最近更發布《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全面介紹其落實算法監管要求的整改措施，另一家平臺也發布了內容類似的報告。窺一斑可見全豹，仔細傾聽這些發聲，可以了解平臺企業對于算法監管的初步認知。簡言之，企業將算法監管要求解讀為人性化、集權化、程序化和修辭化共四個方面，逐一落實；這種解讀普遍利好騎手和公共利益，但也不無有待繼續觀察的方面。

首先，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更多考慮生活經驗和騎手需求，走向算法的人性化。具體做法如在異常場景下延長配送時間，允許根據實際情況改派訂單，為遭到投訴的騎手提供免責的機會等。這些做法不但優化了利益分配，讓騎手得到實惠，而且柔化了配送服務過程，給平臺、商家、用戶和騎手之間的互動增添了溫情，自然值得提倡。但也存在今后如果出于其他相關方的利益考慮而調整算法，就需要在不同群體利益之間做出權衡。怎樣做到以人為本，仍是需要監管部門、平臺企業和各個利益相關方共同探討的話題。

其次，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將一些騎手管理權限從合作商上收到平臺，走向算法的集權化。具體做法如取消合作商制定的、針對違規騎手的按單扣款規則，改由平臺制定和推行相對柔性的激勵規則等。這些做法減少了由于管理權限分散導致的無序和不公，提高了管理的標準化程度，實現了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益處無需多言。但是，這也意味著騎手管理主體正在從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作為一種新現象，這一轉變從長遠來看是否有利于企業合規和騎手權益的維護，仍然有待觀察。

再次，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遵循更高的程序標準，走向算法的程序化。具體做法如發動騎手、用戶等利益相關方集思廣益，將盡可能多的因素納入制定算法的考量過程等。這些做法比照企業決策過程來優化算法制定機制，增強了過程民主，彰顯了程序正義。通常來說，程序正義也能夠促進實質正義，算法有望變得更加合理及周到。然而，程序合理也有局限，合理的程序并不必然引出合理的實體結果。對于算法監管來說，僅關注算法的制定程序也是不夠的。

最后，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有目的地運用修辭來闡釋算法，走向算法的修辭化。鑒于算法本身的專業性，少用術語、多用修辭有助于公眾對算法的理解。而在算法應用機器學習特別是深度學習技術以后，客觀地解釋算法會愈來愈難，平臺企業根據受眾的理解力來“轉譯”算法，又讓修辭的使用變得越來越多。修辭應該成為降低算法問題專業門檻的工具，為此，企業、專家和公眾都需要運用修辭來建立探討算法問題的“用戶友好型”環境，特別是打通算法治理與平臺治理和商業倫理之間的關系，為更加實質和有效的公共討論提供條件。

平臺用工算法的監管是個新課題。作為先行者，監管部門既要加強法律干預，矯正市場失靈，又要傾聽市場主體的聲音，與平臺企業一道探索同時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講，政企協作是推進平臺用工算法監管的關鍵。文/閻天(北京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