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快遞業伴隨著電子商務迅速崛起，深度地嵌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快遞在便利生活的同時，個人信息、寄件安全、人員管理等方面的問題也在逐漸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關注快遞行業的規范與監管問題，以期引發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今年1月，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的郭女士像往常一樣在家門口簽收了一份收件人為其兒子小輝的快遞，本以為是兒子又網購了什么東西，可拆開包裹一看，郭女士卻不禁打了個寒顫：里面竟然是6把管制刀具。其中最長的一把砍刀至少有1米多長。更令郭女士感到意外的是，當她在當地民警陪同下，拿著貨運單據找到攬件的韻達速遞某網點時，工作人員卻表示他們當時并不知道包裹里面是什么東西，也不知道發貨人是誰，而且貨運部連客戶貨運單的存根都無法找到。
　　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風行，快遞業發展迅猛。但是由于監管缺失、規范滯后，快遞在便利人們生活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安全隱患。快遞實名制實施將近半年，執行效果如何？
　　實名制很多地方形同虛設“你要是帶了身份證最好，沒帶也沒關系。收件人寫清楚就行。”
　　4月1日，筆者來到圓通速遞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個網點寄件，當問起“聽說最近寄件還要身份證，咱這兒需要嗎”時，一名快遞員這樣回答。
　　筆者寄出的是一箱用紙盒包裝好的衣物，快遞員接過包裹，也沒打開查驗，就遞來一張寄件單據。在寄件人姓名一欄，筆者使用的是小說人物“喬峰”的名字，聯系方式填的是半年前已經停機的手機號碼，寄件人地址則是空白。填寫完成后，快遞員隨即打包入庫，若非最后由筆者主動提及，整個過程快遞員都沒有要求查驗身份證件。
　　無獨有偶，江蘇南京某高校的大四學生小朱前兩天分別在匯通和申通的網點簽收了一個快遞包裹，均未被要求出示證件。“只要你報一下取貨號就可以了，不需要看身份證。”小朱說，因為單據上已經留有手機號，快遞員會給收件人的手機發送一個取貨號，所以拿著取貨號就可以取件，“有時候快遞員頂多會問一句‘你是某某某嗎？’你說是就行了，很少要求查看證件。”
　　采訪發現，盡管快遞實名制已經實施將近半年，但各家快遞公司采取的措施不太一致：有的要求在快遞面單上如實填寫身份信息并查驗；有的則表示核對一下就行，不一定要寫下來；而在一些快遞公司，根本無需查驗身份證件，化名與謊報身份證號也能順利寄件。總體來說，落實效果并不理想。此外，100%先驗視后封箱的規定也未落實好，“別說看身份證了，很多快遞員連里面的東西是什么都不看，只口頭問你一句寄的是啥，你說是啥那就是啥。”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郭先生對此頗有體會。
　　快遞實名制的落地實施為何如此困難？各方表示都有苦衷。“我們不是公安，沒有權力查看客戶證件，客戶要是擔心泄露他的個人信息不愿意配合，我們也不能強求。再說如果客戶拿的是一個假身份證，我們也沒辦法辨別啊。”天天快遞一名攬件員小劉向筆者訴苦。韻達速遞某網點負責人張先生則認為，真正落實勢必增加企業的設備成本和時間成本，還會降低效益，“快遞的最大優點就是快捷、方便，現在整這么多事兒，客戶嫌麻煩，他不查證我查證、他不開箱我開箱，客戶就會流失掉，所以大家都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且近期以來，公司在倉庫里都安裝了X光機隨時抽檢，一般出不了什么大問題。” 張先生說。
　　如何加強防范惡性事件
　　快遞員送來一個包裹，上面寫的是法國香水，誰能想到里面裝的竟然是炸彈！2012年元宵節傍晚，家住廣州市天河區的李先生，就遭遇了這樣的不幸。
　　經法院審理查明，犯罪嫌疑人鄭銘東用假名郵寄法國香水的名義交寄自制爆炸物。當李某珂在客廳拆封包裹時發生爆炸，經法醫鑒定，李某雙眼失明，面部形成疤痕，損傷程度已構成重傷。
　　2013年12月24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兇手鄭銘東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被判賠償被害人80萬余元。另一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某知名快遞公司因未能盡到檢視義務，對造成本案損害結果承擔次要責任，被判處向李某賠償人民幣34.4萬元。
　　除了炸藥包裹，通過快遞渠道郵寄毒品、危險化學品等違禁物品的新聞近年來并不鮮見。2014年6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4起涉毒犯罪案件進行公開宣判，通過對這些案件的梳理發現，運毒人員利用物流行業運輸、管理的特點與現狀，使其成為毒品運輸犯罪滋生的新領域。
　　為什么快遞業會成為諸多惡性事件頻發的雷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龐濤分析，業務量巨大但監管缺失的行業現狀正是不法分子選擇快遞渠道的主要因素。國家郵政局統計，自2010年，我國快遞業務量連續50個月同比平均增速超過50%；去年全國快遞業務量首次突破200億件，穩居世界首位。“目前快遞企業大多采用加盟式快速擴張，對加盟商缺乏有效管理，快遞員的流動性又大，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識和安全技能培訓。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快遞公司往往是‘來者不拒’或‘不問出處’，毒販也正好‘渾水摸魚’，以假姓名、假地址填寫運貨單，只有電話號碼是真的，一有風吹草動，就關機消失，這也給公安機關的案件偵查增加了難度。”龐濤說。
　　實名制需要配套措施“破解快遞實名制實施難，關鍵是平衡好公共安全、企業盈利和個人信息安全三者的關系。”在龐濤看來，目前快遞實名制之所以落地不穩，與消費者對個人信息安全的擔心和經營者對業務量、成本的顧慮不無關系。
　　他認為，最佳的解決路徑還是通過立法進行規范。一方面，要完善居民身份證法，解決國家郵政局頒布的實施方案的法律效力問題，讓國家郵政局對快遞員、快遞公司查驗居民身份證這個授權合法化，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完善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和個人隱私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明確快遞企業、快遞員查驗、登記、管理消費者身份信息的法律邊界，改變法律法規太過原則化、違規成本過低的現狀。“可以考慮為快遞公司建立一個誠信檔案，如果出現了個人信息泄露，就把相關快遞公司、快遞員納入到‘黑名單’，然后對他進行公示和懲處，如此才能紓解消費者的顧慮。”
　　除了法律和制度規范，引入新技術手段也是推進快遞實名制實施的一個方向。“實名制的實施、個人信息的保護、大數據的維護，光有制度還不夠，必須有技術手段，對身份證件進行讀取、聯網查驗、存儲和維護，技術成熟后這些個人信息都不需要存在于面單上，而是直接記錄到后臺，將更加安全。”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說。
　　同時，邱寶昌認為，盡管快遞實名制有事前震懾的作用，但是它主要還是一種事后追查，要防患于未然，還需配套落實好開箱驗視和過機安檢。“你寄的快遞有沒有可能對公眾安全造成影響？這個隱患在發件之前就要排除掉，作為快遞公司，在寄件之前要查驗、安檢，檢驗完了再封箱、再寄。這個工作的意義不比實名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