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創新是亞太經濟騰飛的翅膀。”數字技術已成為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經濟各領域競爭力、打造新興市場并保障全面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國際人士表示，推動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加強數字化領域全面合作，將為促進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擴大覆蓋范圍，數字經濟保持強勁發展勢頭

11月23日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指出，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36.2%，中國數字經濟總量規模和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近年來，中國不斷擴大數字基礎設施覆蓋范圍，培育專業化的數字人才隊伍，數字經濟快速發展。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互聯網人口規模、最活躍的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和最具活力的創業生態系統，中國將繼續作為全球數字經濟的領先力量。”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提及一系列數字：中國網民規模逾9億；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連續多年位居全球電子商務市場首位，移動支付普及率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知名數據智庫CB Insights發布的全球500家獨角獸企業排行榜上，中國企業有119家，排名第二。“這些數字無可爭議地表明，中國數字經濟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

中國不斷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給甘巴爾代拉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別提到，在疫情防控期間，中國教育部開通國家中小學網絡云平臺，供全國近1.8億中小學生免費使用，相關在線教育服務覆蓋偏遠和貧困地區。同時，還實施教師在線教學能力提升行動，組織多方力量制作教師在線教學能力提升培訓資源包，幫助那些不習慣在線教學的教師提高數字技能。“如今，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數字經濟必將在其中發揮重要引擎作用。”

“中國不斷完善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利用數字技術幫助百姓脫貧致富，這種理念值得學習。”沙特數據與人工智能局主席加姆迪表示，中國數字科技的快速發展在為人民生活帶來極大便利，促進商業模式創新的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減貧，推動經濟社會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中國用數字技術助力抗疫、促進經濟社會運轉加速恢復，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

新加坡華僑銀行經濟學家謝棟銘注意到數字技術賦能中國外貿企業成功“出口轉內銷”的現象。“疫情防控期間，很多外貿企業通過與電商平臺合作，成功打開國內市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創造巨大機遇，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力

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對世界意味著什么？今年3月，歐洲自動咖啡販賣機供應商銳玡在上海開設其在亞洲的第一家分公司。“許多歐洲企業正進一步擴大在華投資，還有一些迫不及待地想進入中國市場。”甘巴爾代拉以銳玡為例說，這一方面是對中國政策環境和市場需求充滿信心，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數字環境和技術資源將有助于提高產品的智能化水平。

“中國已成為數字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的領先設計師。”甘巴爾代拉表示，中國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為其他國家樹立良好榜樣，尤其是在創新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方面，隨著數字化商業模式的快速發展，規模巨大的中國市場所創造的巨大商機也將使世界受益。

近年來，中國與沙特在技術創新領域進行了廣泛合作，“為沙特實現創新型經濟轉型目標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幫助”。加姆迪介紹說，中國通信企業華為與沙特主流運營商構建戰略伙伴關系，引領4G與5G通信網絡建設，服務當地超過2/3的人口。疫情防控期間，中國電子商務企業浙江執御物流團隊克服困難，將末端配送網絡由去年底覆蓋沙特60多個城市迅速擴大到100多個城市，使當地物流“微循環”的外延拓展了400公里以上。

“我們還與中國企業在云技術、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方面展開緊密合作。有了中國的助力，沙特的數字化發展進程將顯著提速，我們為與中國企業開展密切合作感到自豪。”加姆迪十分看好沙中在數字化領域合作的廣闊空間，“期待繼續從中國伙伴身上汲取有益經驗，攜手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力、開辟新空間”。

回應時代需求，釋放經濟和社會發展潛力

“促進各國數字經濟發展，不僅是應對疫情、推動經濟復蘇的有效方案，亦是推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克服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難題的一劑良藥。”甘巴爾代拉認為，在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的背景下，數字化的變革力量前所未有地遍及人類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將進一步釋放尚未開發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潛力，促進包容性增長”。

加姆迪認為，數字技術的核心作用在當今和未來世界的發展進程中都不會改變，如果不能解決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問題，發展失衡將進一步擴大，各國因數字技術發展水平差異導致的利益和財富分配不公問題，也將更加凸顯。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9月底發布的第四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城鄉數字鴻溝正在顯著縮小。中國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為24.1%，2017年以來首次縮小到30%以內，全國貧困村通光纖比例從2017年的不足70%提升至98%。謝棟銘表示，中國政府重視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關心困難群體。對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應確保民眾能普遍享受到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