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發生火災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11月19日，北京市安全生產委員會發出通知，決定自11月20日起，在全市開展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整治重點包括彩鋼板建筑、廠房庫房、倉儲物流、批發市場等，市內多處快遞企業分撥場所和快遞網點在專項行動中被查封或被迫關閉，快遞服務受到較大影響。

 

2017年的冬天，注定會在申通快遞北京四季青公司負責人許志軍的記憶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他原本以為，撐過了“雙11”快遞業務高峰后，就可以稍稍松口氣。可不曾想，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那場與他毫無關系的大火，卻猝不及防地改變了他和他的北京快遞同行們的工作方式—因為分撥場地和網點存在安全隱患，他們被限令在規定的時間內搬離。一些沒有在規定時間撤離完畢的網點，他們“雙11”還未派送完的快件，也一同被查封在庫房。

 

快遞為何一再被被“誤傷”

如同以往發生在其他城市對電動三輪車的清理整治，北京的這次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并非專門針對快遞業，而是在“全市各地區、各行業領域和各類企業”集中開展。快遞業身處其中，再加上的確存在一些安全隱患，在此次專項行動中受到影響也在預料之中，只是影響之大，超出了想象。

 

“辛辛苦苦十幾年，一下回到十年前。”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某基層網點負責人告訴記者，在北京市內，庫房屬于稀缺資源，原來不符合要求的庫房被查封后，短期內又很難找到符合標準的新場地，“不少網點只能露天分揀”，這種作業場景比他十幾年前剛入行快遞時還要“艱難”。更讓他覺得委屈的是，即便找到一些符合標準的庫房，在得知他們是用來做快遞后，庫房老板竟直接拒絕了進一步商洽，理由是“有安全隱患”。這位網點負責人略帶抱怨地問記者：“難道北京就真的不需要快遞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12月12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率隊深入基層調研，看望慰問一線服務業勞動者，第一站就來到了北京的快遞企業。他在調研時表示：“我們這座城市需要環衛、保潔、保安、物業、家政、快遞、餐飲等各行業的普通勞動者，無論是城市運行，還是日常生活都離不開他們！”

 

網購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快遞是連接線上消費和線下傳遞的唯一渠道。渠道一旦不暢，對經濟社會發展和消費者的用戶體現都會帶來負面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快遞服務在當下的存在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但另一方面，記者在此前所做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即使是快遞的資深用戶，也希望和快遞保持“適當的距離”。記者采訪了多位使用快遞頻率較高的消費者，他們對快遞的態度相當一致：希望在需要使用快遞的時候，快遞小哥能夠及時趕到；希望社區內就有快遞的便民服務點，但不希望服務點在早晚交接快件作業時的噪音影響他們休息。換言之，就是“歡迎服務，但請不要打擾”。

 

實際上，這種“鄰避效應”導致快遞企業在大城市里“安家難”的狀況早已顯現。

 

胡谷兵是申通快遞北京學院路分公司經理，在北京從事快遞的18年里，他先后從雙泉堡搬到清河，又從清河到唐家嶺，再從唐家嶺回到雙泉堡，2016年11月又從雙泉堡搬到了雙清路。原以為，這處新場地“至少可以用上三五年”，但沒有想到，2017年6月的一天，街道辦事處和房東一起來了，告知他因為“被投訴擾民”，一年一簽的合同到期后“可能不會再續約了”—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此。

 

北京市正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一般性產業特別是高消耗產業、區域性物流基地、區域性專業市場都被列為疏解對象—快遞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在這次專項整治中，胡谷兵所租用的庫房也因“安全隱患”被查封。“找不到可以用的庫房”成為擺在胡谷兵和他的同行們面前的最大難題。

 

快遞何時才能不“低端”

一個必須承認的尷尬現實是，盡管中國快遞業在過去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創造了讓世界同行難以企及的中國速度，但是，數以萬計的基層網點在提升快遞時效和服務質量時，忽略了對自身品牌形象的建設，不少基層網點的工作環境和十年前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以至于出現了“總部像歐洲、網點像非洲”的強烈反差，就連不少基層快遞從業者也認為“快遞是低端產業”。

 

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此次專項整治工作中，“北京不要低端快遞業”的論調也偶有出現。其實，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城市的發展需要什么樣的快遞業與之相匹配？快遞業如何才能不“低端”？

 

許志軍在朋友圈里發了一張兩只烏鴉喝水的漫畫，他還寫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烏鴉喝水的方式變了，一個還在扔石頭，另一個已經用上了吸管。用十年前的思維做十年后的事情，可能累死，可能渴死，可能只能維持生活。不想被淘汰就必須與時俱進、改變思維……”

 

—顯然，要改變“快遞業屬于低端產業”的刻板印象，唯有轉型升級。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客觀地評說，在過去幾年里，快遞企業總部和大型分撥處理中心的轉型升級在資本的助力下持續加碼，成效明顯。真正的短板在末端。

 

在加盟體制下，提升末端形象、改善末端從業環境的責任主體是基層加盟商。記者在和多位加盟商交流時發現，他們內心也有改變“快遞屬于低端產業”的強烈愿望，可一旦談到轉型升級時的資金投入時，他們也顯得很無奈—持續多年的價格戰導致基層網點后續投入乏力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此次專項整治中，快遞員被要求從原來的群租房中搬離，而一套正規兩居室的租金已經從每月4000元左右上漲到7000元左右。這對那些為快遞員提供食宿的網點來說，無疑又增加了運營成本。更讓他們擔心的是，“馬上就到春節了，現在的狀況若不改善，春節后，還有多少人愿意再回北京送快遞”？

 

不少網點已經開始通過價格杠桿調節北京市內的快件量。北京的萬女士在向記者爆料時提出了她的不解：“為什么北京市內件15元，而發往外地只需要10元？”記者向申通快遞北京總部相關人士求證時得到反饋，“公司總部尚沒有調價計劃，網點的調價是根據運營成本變化的市場行為”。

 

唯一正式發布調價信息的是中國郵政。由于民營快遞在此次專項整治中受到較大影響，不少進京快件集中轉向網點布局規范的“國字號”中國郵政，這使其件量激增。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發布的《關于優化調整旺季期間國內包裹快遞業務價格政策的通知》指出，“在深入研究行業市場的基礎上，結合郵政生產能力實際，決定優化調整旺季期間國內包裹快遞業務價格政策”。

 

一位業內人士在和記者交流時表達了對調價的肯定。“早該調價了。”他說，“市場的價格就應該交給市場來決定。運營成本的提升體現在快遞價格上的合理回歸是必然的。當前過低的價格已經不能體現快遞服務的價值。快遞員的付出得不到合理的價值回報，必然影響其提升服務質量的積極性。快遞網點也是如此，只有盈利了，才有轉型升級的基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一個運作高效、形象和服務與城市相匹配的現代快遞業，單靠快遞從業者的努力還是不夠的。城市的管理者提供與之相配套的公共服務也是應有之意。

 

同樣還是以北京為例。2017年4月19日，北京市規劃國土委會同住房和城鄉建設委、發展改革委、地稅局、工商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產業項目管理的通知》，明確城六區“嚴禁新建和擴建區域性物流中心”。這意味著在北京中心城區，可供快遞企業選擇的場地將更加捉襟見肘。雖然在2015年版的《北京市新增產業禁止和限制目錄》中將“城市物流配送節點”作為“除外”予以明確，但快遞“安家難”的問題并未得到明顯改善。

 

“我們堅決支持政府拆除違建，只是希望在拆除違建之后能夠及時建設、提供符合標準的場地供我們選擇使用。”許志軍建議說。上述業內人士也建議，“類似北京這樣土地資源緊缺的大城市，要滿足每一個網點的用地需求也是有困難的，可以考慮建設快遞公共服務平臺，實行共同配送。”“這需要快遞企業轉變思路，打破過去一畝三分地的局限，真正攜手合作”。

 

所剩時間還有多少

在京津冀一體化和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北京快遞業所面臨的困境有其偶發性和特殊性。但這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用十年前做快遞的思維來做今天的快遞是不合時宜的。今天是北京，明天則可能是別的城市。快遞企業，特別是基層網點，倘若不抓緊轉型升級摘掉“低端產業”的帽子，堂堂正正地亮出與城市發展相匹配的新名片，當下一次清理整頓來臨的時候，被“誤傷”的還會是快遞。

 

當基層網點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單靠網點本身的資金實力又難以支撐時，作為品牌擁有者的快遞企業總部則不應再做旁觀者—雖然總部和網點在財務上屬于獨立的利益主體—總部的頂層設計必不可少。

 

這需要企業總部重新審視與加盟商的利潤分成關系。企業總部的管理者必須意識到，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上市公司，除了對股東、股民負責外，還需要對加盟商負責。企業的利潤是建立在總部與加盟商和諧共生、共同發展基礎之上的。必要的時候，總部應該把適當的利潤讓渡給加盟商。

 

“企業總部可以通過獎勵、入股等形式扶持基層網點加大在標準化門店、快遞配送車輛等直接與消費者‘見面’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盡快改變快遞在消費者中已經形成的‘低端’形象。”上述業內人士說道，“留給快遞企業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