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款，就是銘刻在印章面或周面的姓名、年月等文字記錄。按照鐘鼎等銘文的稱法，“款是陰字凹入者，識是陽字挺出者”，但是在印章領域，不論陰陽，通常統稱為邊款或款識，很少有把印章陽文款識稱為“邊識”的。上古印章極少署款，文彭以雙刀行書款開了風氣，此后的印家各顯身手，使印章邊款迅速上升為印章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起到了像繪畫題跋一樣的作用。在款識的刻制上，也同樣顯示出印家們精彩的刀法和高超美妙的書法境界，值得我們細加品鑒和賞析！唐初印章鈕式從隋代接近漢魏的鼻鈕向宋以后的橛鈕又跨進了一步，鼻鈕升高，鈕穿漸向豎長方形發展。北京倚天齋印章制作

中國的雕刻文字，比較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鐘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銅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稱“金石”。璽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璽印的起源或說商代，或說殷代，至今尚無定論。根據遺物和歷史記載，至少在春秋戰國時已出現，戰國時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印章范圍擴大為證明當權者權益的法物，為當權者掌握，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戰國時期，主張合縱的名相蘇秦佩戴過六國相印。近幾年來，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歷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也就是說，印章在周朝時就有了。北京倚天齋印章制作一般情況下，印章文字的排列順序都是從上到下，從右至左的。讀印文的時候，也是按這樣的順序來讀！

傳世的古代璽印，多數出于古城廢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中戰敗者流亡時所遺棄，也有在中殉職者遺棄在戰場上的，而當時的慣例，凡在戰場上虜獲的印章必須上交，而官吏遷職、死后也須脫解印綬上交。其它有不少如官職連姓名的，以及吉語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實品。其它在戰國時代的陶器和標準量器上，以及有些諸侯國的金幣上，都用印章蓋上名稱和記錄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圖記性質的符號，也被流傳下來。古璽是先秦印章的通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一般早的印章大多是戰國古璽。印文筆畫細如毫發，都出于鑄造。白文古璽大多加邊欄，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文字有鑄有鑿。官璽的印文內容有“司馬”、“司徒”等名稱外，還有各種不規則的形狀，內容還刻有吉語和生動的物圖案。朱文古璽大多加邊欄，或在中間加一豎界格，文字有鑄有鑿。

宋初百廢待興，官印一度襲用五代舊印。不久重鑄公印時，印文多嵌“新”或“新鑄”字樣，以區別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東關縣新鑄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銅鑄造，大小依官階高低而有所區別。宋早期公印印文與印邊粗細相若，以后印邊逐漸加寬，如989年鑄“拱圣七都虞侯朱記”印邊已比印文寬近1倍，達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鑄“嘉興府金山防海水軍統領印”，印邊已寬達0.3厘米。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樣用蟠條法制造，而是直接鑄造，印文筆畫間已不似隋唐印疏闊。方長形柄鈕已不見穿孔。與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標明鑄印年月，如“東關縣新鑄印”背鑿“太平興國五年九月鑄”。中期以后，在刻鑿年款的同時，還鑿有兼管頒發鑄造的機構“少府監”的名稱。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揮使朱記”。南宋公印轉由文思院統管，背款中“少府監”遂為“文思院”取代。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難后，宋代官員倉皇南渡，印信多有遺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一般早的印章大多是戰國古璽。

走過你征我伐、割據多如牛毛的南北朝，歷史終于又一次掙脫窄狹的瓶頸，豁然開朗。但古代印章藝術并未隨歷史的前進而再度輝煌。以典淳平正的繆篆為基礎的秦漢印風在勁吹印壇800年后，終于退出歷史舞臺，九疊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喪失了管領印藝風的地位，幾百年在實用道路上機械盤曲，終為明清興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蓋。隋代繼秦代之后，開啟了中國古代印章制度與風格的又一新的歷史階段。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由于簡牘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紙張在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簡牘上所能取得的狹小平面，邊長從2.3厘米左右（秦漢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約合隋二寸）。由于印體加大，公印不像秦漢時代那樣刊刻職官名而發給官吏本人佩帶，而是轉為發給以官吏為的官署，完成了由職官印向官署印的轉變。公印不再佩帶而變為匣裝，置諸衙署！印文筆畫細如毫發，都出于鑄造。北京倚天齋印章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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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根據歷代人民的習慣有：“印章”、“印信”、“記”、“朱記”、“合同”、“關防”、“圖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種稱呼。先秦及秦漢的印章多用作封發對象、簡牘之用，把印蓋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驗。而官印又象征權力。后筒簡牘易為紙帛，封泥之用漸廢。印章用朱色鈐蓋，除日常應用外，又多用于書畫題識，遂成為我國特有的藝術品之一。古代多用銅、銀、金、玉、琉璃等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北京倚天齋印章制作